1934年10月，由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与贺龙同志为首的红三军，在贵州省印江县胜利会师后，改为红二、六军团。以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、王震、肖克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，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政治路线，恢复和健全了各级党团组织，建立了政治机关，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，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部队军事政治人才的培养。
1935年5月，在粉碎了敌人的六路进攻后，经任弼时、贺龙等领导同志决定，在桑植县创办了由肖克兼校长的红军“大学”。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，时间虽不长，环境又艰苦，却培训了大批军事、政治人才，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。
当时，我是学校政治队的一名普通学员，参加了学习与战斗的全过程。许多往事，还记忆犹新，至今难忘。
“五无”“四有”育良才
“红校”（红军大学）是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无产阶级学校，集中了七百多名红军中的基层骨干，进行军事与政治的学习。
“红校”虽号称“大学”，但就办学条件与物质基础来说，其实一无所有，非常艰苦与困难，人称“五无大学”。而另一方面，从学校组织形式与办学质量来看，又称得上是高标准、严要求，也可叫作“四有”红校。这“五无”和“四有”，构成了红军大学的鲜明特色，在培育革命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我就来讲讲这“五无”“四有”的红军大学生活。
所谓“五无”，第一是无专门校址。这所学校设在桑植城内。这是湘西边陲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城，当时别说大学，连中小学也没有，哪来大学的校址？学员们便分散借住在街道居民的住宅和院落，过着地道的游击队生活。
二无正规教室。上课的地点，晴天就在伪县政府、地主院内操坪里，雨天临时找个大房间就地坐下听课。晚上开会学习，大家在自己床铺上盘腿而坐，点上桐油灯或枞膏火，就成了会场。
三无专职教员。主讲军事与政治课的老师，都是由部队首长或文化稍高的机关干部来兼职。有个军事教官还是国民党俘虏呢！
四无正规教材。在艰难而紧张的战斗环境中，无法编印系统与正规的教材。教官们只好因地制宜，根据形势的需要，采用了苏联红军《步兵战斗条例》、我军连队政治工作条例、党支部工作条例作课本。教官们还根据学员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，编写了一些补充教材，在县里找了个石印机印刷出来，发给大家学习。
五无办学经费。当时我军正处在敌军六路进攻的极端困难的形势下，担负着钳制敌人、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的艰巨任务，军费本来不足；山区老百姓亦非常穷困，哪来经费办学？红校只好全靠空手起家。学员们作笔记用的是极粗糙低廉的黄草纸、打土豪弄来的旧书翻过来使用，写字只有铅笔头。个别有钢笔的学员，也得用民间染料来自制墨水。
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与困难，但红军大学在办学质量上称得上是高标准、严要求，也可叫作“四有”红校。
首先，有明确的办学宗旨。校领导要求学员通过学习，努力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，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，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红军部队服务，为推翻旧社会、建立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贡献一切。
其次，有严密的组织机构。红校组成了以肖克为校长、谭家述为常务校长、苏鳌为政治委员等领导的校务委员会，并聘请了一些有军事、政治水平与实际经验的军队干部当兼职教员。例如，请李贞同志任组织科长，主讲连队支部工作课；请张平化同志任宣传科长，主讲连队政治工作课；请吴德峰同志主讲保卫工作课等等。学校编为四个军事队，一个政治队。军事队有五百多人，政治队有一百多人，都是从二、六军团各个部队的基层选拔出来的优秀骨干。
第三，有严格的学习制度。每天六点钟闻号音起床，即到澧水河边或大操坪早操。上下午都是集中上课或野外军事训练。晚上也要开会讨论，将当天的课程消化。还有经常性的考试测验，有口问也有笔答。有些学员文化素质差，只想打仗，不愿学习，甚至有逃学回前方部队的情绪，指导员、班排长和支部书记就做思想工作。对违反学习纪律的人还要批评教育。
第四，有优良的红校校风。教员与学生的生活都很艰苦，却毫无怨言。官兵一致，亲密无间。学员之间互帮互学，情如兄弟。文化水平高的辅导低些的，学得好点的帮助差些的，劳动时争先恐后，谁也不怕花力气。
红军大学真可谓是我军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。